头部券商打工人:经手几十亿,骑电动车上班

在这些所谓“金字塔尖”行业工作的人,不少人选择骑电动车上班,只为省一点交通费。因为第二天还要骑车上班——即使遇上恶劣天气或凌晨才收工——不少同事也仍旧选择放弃晚间的交通补贴,骑上自己的小电驴回家,“那个时候在路上骑电动车的,只有外卖小哥和我们”。

起伏的线条,红绿的数字,每一次闪动都足以让屏幕前的人呼吸一顿。

过去一个月,资本市场经历了一场盛大的狂欢,但身处漩涡中心的券商内部,并没有外界想象中热闹。多位证券公司内部人士说,尽管市场情绪跌宕起伏,但他们的“内部静悄悄”。

事实上,自去年IPO(首次公开募股)阶段性收紧,股市表现不尽如人意,看着一片片绿色,很多人都表示“麻了”。Wind数据显示,第三季度,IPO市场首次回暖,共有25家企业实现IPO。尽管如此,IPO受理仍处于冰封阶段。同一时间段内,沪深北三大交易所仅受理3家IPO。

交易所受理数量少,不代表券商工作量减少。恰恰相反,监管变得严格,所需要准备的材料变得更多,只能靠大量的人工来完成。在离钱最近的地方,金融打工人被困在了一份又一份的材料报告里。

在社交媒体上,他们自嘲为金融业“底层打工人”。相关词条在小红书上有过超1亿次的浏览量。他们顶着“清北交复、985、211”的优等生光环,从高考、实习到校招,一路杀进金融圈这个金字塔尖的行业。从此,在光鲜的外表下,是24小时随时待命的日常。

“投行是一个纯乙方,看客户给饭吃的一个乙方。”从业两年多的薛桐认为,金融打工人其实只是一份普通的服务性职业,其间重复的机械化工作,已经让他们看到了被替代的可能。“市面上的简历太多了,很多公司都会压价。他们一边要招很有经验的人,能够直接过来工作,甚至直接拉团队过来;另一边又给很低的薪酬,因为他知道你不干,有的是人干。”

7×24小时待命

钱多事少、人生赢家,是很多人对金融圈打工人的想象。

乍看起来,邓文的工作状态完美符合这个想象:早上8:30准时出现在某银行总部的写字楼里,点亮2台电脑,再用2部手机交替打几通电话,敲几下键盘,过亿的单子就成交了。偶尔飞往全国各地拜访客户,吃饭应酬,维护关系,高额的绩效随之而来。在这个圈子里,金钱只是抽象的数字而已。

事实上,邓文所承受的压力巨大。他隶属自营部门,需要利用下拨款项在买卖中为所在机构盈利。合理分配这些资金尤为重要,为此必须时常出差和客户打交道。一旦做不出成绩,不仅没有奖金,年末还会被裁员。

出差没有想象中轻松。极限的时候,他一天跑三四个城市,每个地方逗留五六个小时,只能在车、飞机、高铁等交通工具里随地休息。最具体的场景是:后半夜累了,在机场里找个无人的角落,躺在座椅上眯一会;调好闹钟,安检前醒来,起身排队登机;登机后戴上眼罩,在睡梦中继续奔赴下一个城市。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多。

就像有人调侃的那样:“每天睁开眼,都不知道自己在哪。”

“那时候年轻,没办法。”有了些资历后,邓文换来了相对“轻松”的工作,长期出差的苦差交给了刚毕业一两年的新人。

和邓文所属的业务部门不同,初级员工薛桐负责另一个环节——承做,也就是长驻项目现场或企业。出差报销额度只跟项目预算有关,机构不会动态调整,而且金额一般不会很高。

薛桐住过四星级酒店,也在一些旅游旺季时,住过半夜停电的家庭招待所,第二天醒来发现床边还有虫子。有时候做保密项目,外卖不能送进园区,就跟工人们一起吃10块钱的盒饭。还有同事驻现场的办公地点,是在工地旁搭建的临时工棚或简易集装箱,无论季节冷热,吹空调都是奢望。

有时现场会遇到熟人,大家就一起苦中作乐:“想象一下,跟你原来清华土木系的同学一起出现在施工现场,大家都灰头土脸的,戴着头盔。”

最夸张的一次,在处理某个大型集团的项目时,薛桐连续工作了40多天没有休息。就算中途从出差地回了一趟北京,她也没有耽误工作。她算了一下,那段时间里,平均每天工作不少于十五六个小时。上级的电话随时可能打来,无论自己在哪、在做什么,都要一秒进入工作状态。

实际上,24小时待命,是每个金融人入行后要习惯的第一关。

有时,领导会问,为什么周六中午还在睡觉?随后便分派不能拒绝的任务。偶尔遇到非紧急任务,他们会选择先做“作业”,完成后抓紧时间跟家人朋友吃个晚饭,“作业”拖到饭后再交,随后就会迎来修改意见。

潘磊试过在理发店刚洗完头,领导让他上线开电话会议。他只好一边戴着耳机开会,一边剪头发。他的同事则遇到过这样的情况:正逢休假,他的同事在川藏线上和家人一起自驾游,突然接到电话要求修改材料。最后只好在路边停车,用半小时改完后再出发。

没有意义的数字

每天看着几十亿元流动的痕迹,邓文只觉得压力越来越大。

几千万乃至几十亿,这些由8到13位数字组成的数据,比对起来需要精神高度集中。按照规定,数据需要精确到小数点的后四位数,元角分厘毫都不能出错。经手人要小心谨慎地逐字核对,每个环节反复确认好几遍后,再由另一位同事二次核查,“一个小数点都不能错,不然要赔钱的”。而一旦出错,这几百万、几千万,个人根本赔不起,还有可能身败名裂,从此被迫远离金融业。

每一笔交易完成后,邓文只能稍微松一口气,又开始新一轮的盯盘。看着屏幕上各种颜色的数字跳动。他从来没觉得这些钱跟自己有关。他更在乎的是交易是否完成,赚了多少差价。这样他的绩效奖金才能多一点,就能在这家公司继续干下去。

三年前,他从银行转到这家券商,为的是能在北京安家。算上银行的从业经历,他在金融圈里待了快十年。每隔一两年,参考项目经验的多少,职称可以往上走一级。现在的邓文算是部门的小领导,但基础工资几乎没涨过,跳槽后也没有获得更高的待遇。对他而言,不涨薪就相当于变相降薪。

从手中流动的数额没变,进入口袋的工资却开始缩水。以因高薪闻名的头部券商为例,Wind数据显示,截至2024年6月30日,4家国内头部证券公司“三中一华”(中信证券、中信建投、中金公司、华泰证券)的员工共71017人,人均半年应付薪酬预估30.07万元。也就是说,在包含了去年年终奖金的情况下,“三中一华”今年上半年每月人均薪酬约5万元。

头部券商打工人:经手几十亿,骑电动车上班

头部券商打工人:经手几十亿,骑电动车上班

三名头部券商的前员工和现员工均向《新周刊》确认,2023年8月起,降薪潮悄悄到来。每次幅度为10%~20%,不同职级的薪资调整幅度不一。

以其中一位受访者为例,他原本每月底薪5万元,2023年8月工资单显示,每月底薪为42000元——扣除税费和六险一金后,到手28000~29000元。他正好在降薪的前两个月离职,但他打听了一下,与他同级别的同事月薪降至34000元,到手23000元左右。而入职一年的应届生降的幅度较低,调整前后的每月底薪均在3万元左右。

部分头部投行里,中层与底层的基础收入差距正在缩小。两名受访的腰部券商从业者表示,目前老员工们的薪资暂无大变动,但近两年新招的应届生,底薪只有8000~10000元。据他们了解,此前应届生入行拿到的底薪至少1万元以上。

绩效奖金也在无声缩水。一位从业一年多的头部券商员工表示,去年的年终奖,他只拿到了五位数,跟基础月薪差不多。但实际上的绩效标准还没有出,这部分年前提前发的奖金,如果超过标准范围,可能会被要求退回去。

潘磊没等拿年终奖就辞职了。通常情况下,他的前公司会在6月公布上一年度的奖金额,随7月工资发。离职后,他听前同事们说,7月中拿到了上一年度的绩效奖金,普遍比去年又降了50%以上。

除了基础工资和奖金,一些优惠补贴也在悄悄消失。潘磊曾经所在的券商取消了本地打车补助,只有晚上9点后下班才能获得打车补贴。于是,在这些所谓的“金字塔尖”行业工作的人,不少人开始选择骑电动车上班,只为省出一点交通费。

潘磊的一位同事去年结婚,为了攒房子首付,每天一早骑车约一个小时到城市另一边的办公室,熬到夜里一两点下班,再戴上头盔,启动自己的小电驴,再骑一个小时回家。

因为第二天还要骑车上班——即使遇上恶劣天气或凌晨才收工——不少同事也仍旧选择放弃晚间的交通补贴,骑上自己的小电驴回家,“那个时候在路上骑电动车的,只有外卖小哥和我们”。

寻找最优解:主动转行

薛桐到新公司已经快半年了,她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作息:每晚11点上床睡觉,不用熬很多个通宵做第二天用不到的PPT,不用24小时秒回老板和客户。第一次5点下班时,她惊讶外面居然还有夕阳。

薛桐彻底离开了金融业,她从没想过自己会这么快转行,她只是无数转行的金融打工人里的一个。

企业想要的只是一份60分的材料,从小就是优等生的他们,只想交出一份100分的材料;10页PPT能讲完的内容,会按领导的要求做成100页;数十页的文字材料会收到领导过百条的批注,再进行逐一修改。

他们还要给客户提供增值服务,包括设计人员方案,研究公司治理的相关内容、行业相关内容等。有时,承做们还要承担审计的工作。如果某个子公司的商誉与账面记录不符,甚至与上报给总公司的数据不一致,这时,他们需要从数千份材料中,找出这其中的差异来源。

长期熬夜一定会让身体出问题。有一次,一个星期连续每天工作15小时叠加生理期,薛桐觉得心脏不舒服。医生告诉她,前面有两位也是做投行的患者,跟她出现了同样的症状。

近几年的项目也越来越难做,时常推进着就会突然被腰斩。“10个项目中有一两个最后能成功,那就谢天谢地了。”邓文叹道。

这是个结果导向的行业,没有成交,做再多也没有用。

一位去年经校招进入某头部券商的股权承做员说,过去一年里,他真正很忙的时候只有两三个月,每天要花13个小时工作。据他观察,很多团队可能都没有项目在执行,只是待在项目现场或者办公室里画PPT或做一些其他工作,每月拿底薪。

项目越来越少,业绩持续下滑,他预料到迟早会人员优化。最近领导约谈了他。

根据财报,四大券商的人员正持续减少。

头部券商打工人:经手几十亿,骑电动车上班

头部券商打工人:经手几十亿,骑电动车上班

数据来源于10月29日wind金融终端,作者整理。(图/张蔚婷)

尽管从年报数据来看,近几年头部金融机构员工总数变化幅度不大,有的甚至还在扩招,但从具体体感来看,人员流动性还是挺大的。薛桐留意到,跟她同届入行的同学们,至少1/3已经离开了。

薛桐想,一切的变化都跟行业的结构变化有关。过去,大家一起把金融业从小金盘一点点做大,做成了大金字塔。过程中,塔上的位置会增多,塔内的人抬头就能看到空位,心里有盼头。但现在,薛桐感觉金字塔底部的人正在加速离开。她猜测,中间层由于房贷压力和尚未被收走的福利,暂时不会离开,“下面的小朋友就会越来越忙,越来越忙,最后形成一个菱形。所以这个时候,底层员工是最痛苦的”。

比起毫无意义的emo,如今薛桐更愿意记住的,是当年拿到最好的offer,用两年时间似乎做了别人六年才能做完的事,“成长了很多”。

离职后,她一点也不后悔,这是属于她的最优解。而那些留下来的人,还在寻找着自己的最优解。

(应受访者要求,文中皆为化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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